在女儿女婿印象里，严仁英和论文从来没“分过家”，她书架上最多的书也是医学学术杂志。每次回家，她常常提着一个米黄色的“买菜布包”，里面装着其他人的论文。

　　她不是那种喜欢把自己“束缚”在家里的人。有时候，家人“都不知道她在做什么”。

　　有一次，即将去德国的前一天，她去托儿所看女儿，发现其他的孩子被妈妈抱着，只有自己的女儿被绳子绑着，坐在尿盆上。严仁英把孩子领回了家，交给丈夫王光超后，就离开了。

　　严仁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，自己爱往外头跑的毛病，可能和童年被关在大院的高墙里有关，“总有点野性大发”。

　　在生命的头12年，严仁英几乎都是在严家大院的高墙里度过，每天要练大字，写日记。

　　可严仁英想看的是外面的车和人群。关在高墙里，她“特别想出去，特别想上街，哪怕是出门看一次病，都特别高兴”。

　　即使到90岁，她依旧念念不忘祖父教过她的《教女歌》《放足歌》，说着说着她就用沙哑的声音唱道：“哭向母亲诉缠足，邻家女儿已放足。”

　　她去过朝鲜战场对“细菌武器”进行调查取证，经历过翻车和两次遭遇炸弹的危险。后来还参加中国妇女团，随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许广平一起访问日本。

　　她有些逗趣地说，选自己可能是因为自己不裹小脚、身板儿直：“人家就会觉得中国妇女解放了，真的解放了。”